李白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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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文化研究

圍繞李白精神和人格來研究“李白文化”,其要旨是把研究對象置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發展的大視野下,來探討李白文化的曆史價值、現代意義乃至未來意義,從而汲取其積極內核,以有助于塑造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民族精神,其意義十分深遠。因此,我們決不能以實用主義或急功近利地看待這件事,不能希圖這種研究的應用性效果,更不能希圖李白成爲一個當代的“文化明星”。我想,面對“李白文化”熱,這是我們必須保持的清醒認識。

圍繞李白精神和人格來研究“李白文化”,其要旨是把研究對象置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發展的大視野下,來探討李白文化的曆史價值、現代意義乃至未來意義,從而汲取其積極內核,以有助于塑造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民族精神,其意義十分深遠。因此,我們決不能以實用主義或急功近利地看待這件事,不能希圖這種研究的應用性效果,更不能希圖李白成爲一個當代的“文化明星”。我想,面對“李白文化”熱,這是我們必須保持的清醒認識。

其次,是實證性研究方面的成果。這方面最值得關注的是楊栩生、沈曙東《李白(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詩題辨識》(以下簡稱“楊文”)。這是一篇挑戰性與嚴謹性兼具的論文。《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是李白的名作,爲古今讀者所熟知。然而,自從詹镆先生1983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李白(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應是(陪侍禦叔華登樓歌>》一文後,其結論遂爲李白研究界以至唐詩研究界普遍受。二十多年來,學界鮮有不同意見。楊文可以說是首次與詹镆先生權威性的觀行認真商榷,因而具有挑戰性。楊文考證之嚴謹,可于幾處著力見之,如:《文苑英華》題注“集作宣州謝跳樓餞別校書叔雲”,所指“集”即始于樂史,終于宋敏求、曾鞏的《草堂集》;“蓬萊文章”出了李雲校書郎的身份;李華雖擅纂碑銘,但並不聞名于李白之時,其揚名是至德二載以後事,所以,《文苑英華》以“蓬萊文章”爲“蔡氏文章”屬編纂之誤;《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與《餞校書叔雲》非一時一地之作,等等。這些考證都很見功力。楊文既出,無疑將引起人們對此詩題目乃至內容的一步思考和認識。由于李白生平家世及詩文版本等傳世原始資料有限,實證性研究在李白研究中一向具有“攻堅”性質。這些年來,研究者們在前人基礎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這種情勢下,每前一步都非易事。因此,我們決不要心存僥幸,不要指望突然間會有驚人發現。只有付出較之前人更爲紮實而嚴謹的功夫,才可能有或大或小的收獲,而每一或大或小的收獲都是令人欣喜的。楊文在這方面正是一個成功的範例。楊文之外,康懷遠《“專車之骨”臆釋——兼談李白的大賦情結》和殷春梅《李白(橫江詞六首)與橫江風波題材詩歌》在實證性研究方面也各有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