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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之痛-論李白的志業之悲

国产亚洲视频中文字幕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17 13:10 標簽:

大鵬之痛-論李白的志業之悲

 

一、李白的志業之悲

宋人黃徹說道:

世俗言太白賜床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愚觀唐宗渠渠于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豔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

這一看法,其實也代表了古人于李白的普遍態度。李白在玄宗時代,招入宮中,本想實現抱負、建立功業,卻被玄宗視爲一供奉才子而已。一切所作所爲,皆與國計民生無關,“社稷蒼生何賴?”這一問,包含至深悲情。

確實,李白是個志在天下、抱負遠大之人,他喜歡以大鵬自喻,早年的《大鵬賦》即寫道:“鬥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在《上李邕》詩寫道:“大鵬一日同風起,抟搖直上九萬裏。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口氣都一樣的自信百倍。從李白的胸襟抱負來看,他是當得起這一大鵬形象的。李白學富五車,才華橫溢,重節守義,果于行動。這樣一個難得世出的天才,又恰逢盛唐時代,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他的大鵬志願照理說不難實現。但正當盛年的李白,步入仕途,卻只是在宮廷作了短短三年無關緊要的翰林供奉。晚年他再度出山,跟從永王李磷,結局卻更爲淒慘,最後是長流夜郎。“遭遇二明主,前後兩遷逐”(《書懷示息秀才》),語氣十分傷痛。

回顧李白一生,對他功業的熱烈追求和無情幻滅,李長之以無限同情筆調寫道:“在人間熱烈地追求了一生的李白卻終于寂寞地離開了,‘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這些曾經熱烈地作爲追求的對象者,結果換來了空虛和渺茫,詩人之成爲詩人固然確定了,事業卻終于陷在模糊的幻滅中了。”確實,對李白這樣一個具有沖天志向遠大抱負的人,造成其悲劇的原因究竟何在?探討這一話題,無疑相當具有意義。

二、時代對李白個性的摧折

《通典》于唐代社會言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②由此看來,唐代官場更注重門第出身。于此,錢穆在《理學與藝術》一文指出:“魏晉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①

這樣一個貴族社會,同時也形成了其獨特的政治體制。陳寅恪在論及唐代政治統治時,有這樣一段敘述:

有唐一代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團之興衰及其分化。蓋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霸業;而隋唐繼其遺産,又擴充之。其皇帝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來此關隴集團中人物,所謂八大柱國家即其代表也。當李唐初期此集團之力量猶未衰損,皇室與其將相大臣幾全出于同一之系統及階級,故李氏據帝位,主其軸心,其他諸族入則爲相,出則爲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而將相大臣與皇室亦爲同類之人,其間更不容別一統治階級之存在也。至于武墨,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實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也。

此關隴集團自西魏迄武墨曆時既經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漸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壞,遂致分崩墮落不可救止。其後皇位雖複歸李氏,至玄宗尤稱李唐盛世,然其祖母開始破壞關隴集團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團既破壞後,皇室始與外朝之將相大臣及士大夫即將帥屬于不同之階級。同時閣寺黨類亦因是變爲一統治階級,擁蔽皇室,而與外朝之將相大臣相對抗。假使皇室與外廷將相大臣屬于一階級,則其間固無圈寺階級統治國政之余地也。抑且更可注意者,關隴集團本融合胡漢文武爲一體,固文武不殊途,而將相可兼任;今既別産生一以科舉文詞進用之士大夫階級,則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學士中選出,邊鎮大帥之職舍蕃將莫能勝任,而將相文武蕃漢進用之途,遂分歧不可複合。

從這一段敘述當中,十分清晰地看見唐代政治演進軌迹,早期爲清一色關隴集團的貴族所主導,李白所在的玄宗時代則是貴族、進士、宦官同時領導朝政。不論是前期還是玄宗時代,均見貴族在國家體制中舉足輕重之作用。

李白當時,如他自己所言,乃是“隴西布衣,流落楚漢”(《與韓荊州書》),可見當時是一平民之家。陳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問》一文,更言李白“本爲西域胡人”②。無論平民人家也罷,西域胡人也罷,在這樣一個貴族主導的社會,對李白的入仕,顯然多有不利。

同時,于唐代具體士人出身,錢穆言道:“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學館。二鄉貢,由州、縣。三制舉。州、縣貢舉又分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經、進士。而又以‘進士’科爲盛。”③這是士人的“常途”,但士人除此以外,還有一條“別路”,即遊走幕府,借此亦可以嶄露頭角,得以晉身。但李白不合于一般士人之處即在于,他既不走“常途”,亦不走“別路”。李白志在建功立業,卻不屑走循規蹈矩的科舉之路,也不曾遊走幕府。他平交王侯,長揖公卿,這些達官貴人,以他狂傲個性,自己從未放在眼裏。他幻想以自己的才華一悟萬乘之主,一登要路,立抵卿相,從而實現自己“終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的人生理想。

大鵬飛在九天,俯視大地,頗有一種“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目空一切的狂傲之心。李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上安州裴長史書》写道:“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海之志。”可见其不凡怀抱。确实,李白以其鲜明个性,从来就是不受牵扯,独来独往,他所对抗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庞大的集团和牢固的体制,怎么可能冲出这层铁幕?李白早年进京,写有《與韓荊州書》一文,语气十分狂傲,说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并言“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李白自信百倍,虽是有求于人,可眼里完全就没把他人放在心上,只有自己。李泽厚言李白这篇文章栩栩如生刻画了其个性,“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气度,仍跃然纸上”,韩朝宗尽管推荐过诸多有志之士,但就不举荐李白,由此可见李白个性和整个官场的格格不入。

但李白似乎終身都沒明白這個道理,或許他也明白,但以他無比強烈的自信和無所畏懼的心胸,何嘗有過絲毫畏懼退縮?這自然容易成爲官場犧牲品。現實的重重阻力,個人的郁郁不得其志,李白對這種壓抑和阻礙充滿了痛恨與憤怒,他在《梁甫吟》一詩寫道:“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匐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間阖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閣者怒。”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一詩寫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天寶三載(744),李白離開長安,詩中多有這樣的無奈感歎:“欲渡黃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滿山。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難》)屡屡碰壁,及至后来,更是沉痛说道:“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爸》),“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難》),这诸多抑郁难平牢骚满腹的诗句,一方面固然显示其戛戛独立不合流俗的清高,同时更可以看做是受到整个统治集团打击排斥的寂寞无奈,这也是李白仕途之悲的真切体现。

于李白當時風雷交至的險惡處境和悲槍命運,杜甫看得最是清楚,杜甫深爲李白才華鳴不平,沈痛說道“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夢李白》),往深處想想,這寫出的正是集體意識對個人意志的戕害。杜甫說李白當時所處的惡劣環境是“衆人皆欲殺”(《不見》),可見其被孤立打擊的程度多麽嚴重。並說李白的“狂”乃是一種悲情,“佯狂真可哀”(《不見》),筆底可謂無限傷情。確實,要和強大體制對抗,李白只能寂寞悲傷下去。

三、李白之悲乃是時代之痛

時代鑄成了李白之悲,然而李白之悲何嘗不是唐王朝的悲劇。

唐代邊患一直未斷,《新唐書》卷二一五《四夷傳》記載:“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舔亡雲。”李白《古風》十四亦如是寫道:“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草黃,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嗟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確實,玄宗朝表面一派繁華盛世,其實是蘊涵著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機。北方邊境,以安祿山爲首的好幾個胡人部落,都對大唐江山虎視眈眈。但當時從君王到臣下整個的朝歌暮戲,不屑國事,內部的腐化更使國家如坐火山之上。在當時的社會,李白顯然對國家的危機看得更要清楚一些,他的志向就是擊退胡人立功邊庭,李白《塞下曲》一覽無遺表達了爲國立功的遠大志向:

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其一)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爲銜恩甚。握雪海上餐,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其二)駿馬似風飚,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其三)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招李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靜妖氛。(其六)

從以上諸詩來看,李白的志向,對當時的國家危機來說,無疑是最爲切合實際的。

李白在天寶十一載(751),還專門到了安祿山所管轄的幽州,看到安祿山厲兵馬殺氣騰騰,更是無限憂慮,寫了一系列憂心家國的詩篇,《出自薊北門行》寫道:“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沖絕幕,殺氣淩蒼穹。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風沙緊,旌旗飒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幽州胡馬客歌》寫道:“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安旗、薛天緯言李白這一系列詩是,“目睹安祿山跋扈之狀,心甚憂之,但無能爲力”①。也可概見李白于國事的憂心忡忡。李白掃清掃邊患建功立業的志向,從未有過一刻動搖。

在《出自薊北門行》最后,他这样写道:“挥刀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族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历史证明,当时的唐王朝最需要的就是李白这种保家卫国扫除边患的有志之士。可惜李白的深层忧患,没能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当时的社会,诚如葛兆光所言:“整个社会的士人,大多沉湎在浅薄的满足中,他们热情地歌颂时代的安定、生活的富庶,歌颂帝国的威加四海,却很少有人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看到隐含的危机。”②在这般众人皆醉的情况之下,李白自然无从实现个人的志愿。但最终结果却是,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作乱。八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无可救药走向了衰落,盛唐景象一去不返,终成明日黄花。“胡骄马惊沙尘起,胡维饮马天津水”(《江夏贈韋南陵冰》),這不光是李白的悲哀,更是時代的悲劇。

四、彌漫無際的悲情

李白悲歎,貫穿一生。在玄宗年間,李白寫有《悲歌行》一詩: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鬥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管千鈎金。

因爲“天下無人知我心”,所以只能縱情琴酒,一解愁悶。晚年“從磷”事件之後,被流放夜郎,李白寫有《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涵,人罹鯨鲵。莓胡沙而四塞,始滔天于燕齊。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于秦西。九土星分,嗷嗽棲棲。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沈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複相提攜。樹榛拔桂,因彎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棲。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子胥隱夷,彭越醺醯。自古豪烈,胡爲此繁。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傥辨美玉,君收白理。這裏的“南冠君子,呼天而啼”,以及橫亘全詩的傷情,頗有呼天搶地之感,實在有悲不自勝之感。

回顧一生,李白去世前寫了一首《臨終歌》,算是對個人一生的總結,這個終生以大鵬自喻的詩人,發出的卻是這樣的感歎: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余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挂在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爲出涕?

李白這裏所寫“仲尼亡兮誰爲出涕”,說的是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魯國野外死了一只麒麟,孔子認爲麟的出現乃是兆示天下太平,如今麒麟死了,看來天下是沒指望了。傷感無限,唱了一首《獲麟歌》:“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①李白這裏用孔子傷麟故事,寄寓的是誰能爲他這只大鵬的摧折而悲傷。

一千多年來,人們多渲染李白痛飲狂歌的傲氣,極少注意其悲情。其實透過李白之悲,來看待時代和個人的相互關系,不是更具有相當的啓示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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