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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精神的現代認識之我見

国产亚洲视频中文字幕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28 07:14 標簽:

李白精神的現代認識之我見

一、

在中國詩歌史上,李白是公認的天才詩人。其獨特的精神和氣質,讓無數人迷醉、仰慕、神往。

李白人生與藝術中包含的核心精神是什麽,它從何而來,千百年來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近代以來,雖衆說紛纭,但大致不離儒的精神、道的精神、俠的精神三種說法。儒的方面,是看到了李白積極入世的精神,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七古梁園吟》),“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道的方面,是看到了李白身上的自由精神。李白常以大鵬自喻:“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上李邕》),並酷愛求仙訪道,向往超脫塵世、精神絕對自由的境界。俠的方面,是看到了李白身上俠客兼縱橫家的氣質:“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結客少年行》),“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俠客行》),並常以蘇秦、張儀自居。但是,人們也發現了,這三種說法哪個方面都無法完全概括李白的精神,甚至也無法確證哪個方面在李白的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于是,人們說,李白的思想是矛盾的,他遊移于儒道俠三者之間,搖擺在入世與出世、從政與還山、兼濟與獨善的矛盾中。

李白是中國文化氛圍中出現的,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找李白的精神根源,不無道理。

但是,近年也有不少學人發現了李白的思想、性格與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不兼容性,最典型的是李晶的觀點。李晶認爲,在儒的方面,李白積極入世,但缺乏儒家的道德自律和對民生應有的關注;在道的方面,李白與道家貌合神離,他無法做到道家那種“墮肢體,黠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莊子·大宗師》)的物我兩忘的境界,大鵬是他翺翔人間的理想與蔑視芸芸衆生的象征;在俠的方面,李白有著絲毫不弱于縱橫家的功利欲,但又有著“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的虛幻感。

李白思想的這種矛盾,反映出在他身上存在著與中國傳統思想異質的東西。

那麽,這種異質性的東西是什麽呢?中國文化用梁漱溟的話來說,其特征是“理性早啓,文化早熟”,無論儒、釋、道,無一不打上了理性主義的深重的烙印,即使是“以武犯禁”的俠,也染上了理性主義的濃墨重彩。“爲國爲民,俠之大者”,替天行道,伸張正義,是俠的精神。理性主義既是社會普遍法則,也是個人行爲准則。與無處不在的理性主義相對應的,是對人的生命本能的壓抑和妖魔化。曆代先賢聖哲,大多將理性與人的生命本能相對立,對自然人性大加貶斥。告子說:“生之謂性",“食色,性也",而孟子堅決反對,認爲人性就是仁義。即使浪漫的莊子,肯定的也是精神修養而非自然情欲。發展到宋明理學,更是宣揚“存天理而滅人欲"。因此,中國文化仿佛一生下來就背上了沈重的包袱,失去了少年的天真,變成了老頭子。

理性與本能,本是人身上的兩種屬性,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生命的自然本能成爲異質,遭到了壓制。而李白身上所體現的異質性,就是對生命本能的張揚。因此儒道俠不能概括李白的思想和行爲,毫不奇怪。人們說,李白的思想複雜而充滿矛盾,既然思想間相互矛盾,必然有一個統一這些矛盾的內在機制,否則李白帶著這麽大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他將會變成一個瘋子。這個統一機制,就是對非理性主義的生命本能的張揚。

李白之所以能夠張揚與傳統文化異質的生命本能,大致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第一,盛唐的曆史氛圍。李白生活在盛唐時期,這是一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黃金時代。李唐王朝起自西域,相對後來的宋、明兩朝,殊少思想束縛。這樣的盛世,提供了一個通達人性、符合人性發展的社會環境,帶來了人性的大解放。

第二,李白出生于商人之家,今人考證,這也是其終生不參加科舉的原因。在經商環境中長大的李白,秉承了商人自由的天性,家國意識不濃,較少受到思想羁絆。

第三,跟李白天才般的個人氣質有關。李白情感豐富,思維敏捷,豪放曠達,任性而爲,自成境界。人們常說,天才之所以成爲天才,是因爲他們能夠任從天性,不受拘束,輕而易舉地跨越普通人無法跨越的障礙。綜上多種因素,使李白能夠在入世的儒家、縱橫家和出世的道家中間,憑著生命的激情和此時此刻的意興,自由地攝取,爲我所用,又都不虛誠信仰,不受某種固定的價值標准的約束。

二、

在人們苦苦追索李白的行爲和創作背後的精神動因,並爲將它們歸屬到儒、道、俠哪種類型而傷透腦筋時,當事人李白卻沒有這樣的苦惱。對于李白來說,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他自我地活著,向孤獨的人生開戰,向平庸的生活開戰。在得意的時候,可以大喊“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失意的時候可以高叫“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此一時抒發超然世外的灑脫,彼一時表現懷才不遇的苦悶;不當言不舒服,當了言又不自在;遇上僧道說隱逸,見了大官求引薦;和豪傑相遇論劍術,與妓女相處談風情;居市井之中則豪氣勃發,處山水之間則萌生退意…….諸多矛盾表現,對于他來說,都是自然的、發自天性的。他任憑個性的馳騁,激情的沖撞,不矯言,不僞飾,將自己完全展現在世界面前。他沒有固定的信仰,也不需要固定的信仰。如果說他有信仰的話,這種信仰就叫真實,是對發自于生命本性的自我的執著。

在李白的一生中,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看到他是怎樣盡情揮灑生命的激情的。

遊俠生涯李白十五歲起,就好劍術,尚任俠。“十五好劍術,遍幹諸侯。”(《與韓荊州書》)在离蜀之前,就一面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一面游走江湖,结交豪强,向往做个侠客,扬名海内。“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府皓》)。出川之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身仗利剑,完全一副侠客模样。出川之后,不论得意失落,仍然旧性不改,江湖风格时有展现。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即赴大梁(今开封)而去,并写了著名的《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对他来说,不如意的言宦生活结束了,自由自在的侠客生涯重新开始。

俠客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甚至進入正史,司馬遷在《史記》中有專章爲他們樹碑立傳。俠的精神在于與國家與社會相結合,與政治與軍事相關聯,安社稷,濟蒼生,替天行道,鏟除不平。同時,爲人排憂解難,爲知己者死,也是俠客的特征。朱亥、侯贏、魯仲連,都是李白的榜樣。

但是,從李白的遊俠生涯來看,他身上的遊俠精神,不僅僅是出自幹谒策略(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自我炒作),借此引起當權者的賞識,還有出自天性的一面。植作文在《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中直言李白是個“古惑仔”,話不好聽,其實也有道理。在李白身上,不僅僅有魯伸連式的爲國爲民、幫危扶困的理想,還有另外一面。李白從小好劍術,“結發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到了三十一歲,窮愁滌倒于長安,還與長安市井流氓無賴混在一起,坦言:“我昔鬥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敘舊贈江陽宰陸調》)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李白更是渲染自己:“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撫屍泣血鋤哭,與虎搏命,“此則白存交重義也”。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李白目無法度、膽大妄爲、仗義疏財、不怕死、講義氣的精神。不論是非道義,唯求快意恩仇,這是江湖好漢的品格、古惑仔的品格,與傳統的俠的精神是不同的。如果說俠是一種與理性聯系的精神的話,好漢、古惑仔,則是一種與非理性的本能相聯系的精神。

愛情生涯詩人是多情種子,不可沒有愛情。

李白一生,愛情際遇不斷,他也毫不隱瞞。推究李白與女性的愛情,大致可分爲三種類

第一種類型是與功利相聯系的愛情。

與李白有過交往的魏顔記載:“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日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日頗黎。終娶于宗。”(《李翰林集序》)這是幾位與李白有婚姻關系的女性。其中,許夫人、宗夫人都是正式的婚配,劉氏和魯氏都是臨時婚姻。許夫人出自名門,才華出衆;宗夫人更不得了,是唐武後和中宗時三次擔任過宰相的宗楚客的孫女。更有意思的是,這兩次婚姻都是招整,李白也不隱瞞這點。李白從偏遠的四川來到中原,舉目無親,要升遷、發達,只要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招熬上門也沒有什麽關系。當然,我們不能說李白對婚姻沒有感情的投入,但功利是前提。

第二種類型是與文化相聯系的愛情。

李白偶像很多,其中愛情偶像就是謝安。魏頤在《李翰林集序》中說:“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鬥醉。”其中“東山”,就是東晉謝安的號。謝安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也是一個名士,曾隱居東山,無意仕途,每日與朋友一起,帶著妓女遊山玩水。在李白看來,謝安的攜妓出行,達情遂欲,是種標准的名士風度,讓他羨慕不已,在生活中學習模仿,時而有之,故魏題說李白“世號李東山”。

在詩中,李白也描寫了這種魏晉名士般的愛情:“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示金陵子》)“安石東山三十,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台雲雨人。”(《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其一)“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其二美人名士,天生一对,但这美人,须是风情万种的烟花女子,而不是三从四德的贤良小姐,才配得上他的名士风流。

第三種類型的愛情,最爲大膽放縱。

李白之前,除了民歌,鮮有文人在詩中直接描寫這樣的愛情的。“玳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對酒》)“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贈段七娘》)“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煙一氣淩紫霞。”“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相逢行》)這些都是赤裸裸的情欲的表現,卻以最美的文字傳達出來。前兩種愛情,分別滿足現實的需要和理想的需要,都與理性相關;而第三種愛情,則只與情欲相聯系,這是出自生命本能的、非理性的愛情,滿足的是本能層面的需要。

飲酒生涯與劍、與妓相比,酒在李白的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的。李白自己也有大量的飲酒詩,描繪自己的飲酒生涯。李白的飲酒,就一個“豪”字,不醉不歡,不醉不休。

李白爲何豪飲?前人今人頗有研究,總結起來,大致有幾個理由:

其一,酒可排解苦悶。“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這種苦悶有兩種,一是懷才不遇、功名難就帶來的苦悶,二是人生如夢、生命易逝的苦悶;其二,酒可化解孤獨。“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其一),進入忘我境界;第三,酒壯英雄膽。酒可使人産生藐視權貴、藐視禮教的勇氣。“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遊寄谯郡元參軍》),“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以上三點,都得益于酒的麻醉功和激發能。酒既是一種被壓抑情感的宣泄方式,也是一種對社會現實的精神反抗。這一點,前人也有論及,範傳正說,李白“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李公新墓碑》)。這是魏晉名士的酒,“竹林七賢”的精神。但李白的酒、李白的精神還不限于此。

酒有麻醉、激發功能,也有通靈功能。在《月下獨酌》其三中,李白寫道,“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竟然將喝酒看成與天地之大道相通的一種途徑,這讓我們想到了希臘人的酒神節。古希臘人認爲,人們狂飲之後,進入迷醉狀態,就能體驗到一種與神相通的境界。

这说明酒能够让人体验到一种与宇亩自然相通的大智慧、大快乐。作为资深饮者,李白深谙个中妙境,因此他告诫嗜醉者说:“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酒能够使人进入非理性的迷狂状态,从而摆脱理性的束缚,激发生命的潜能。且看李白酒后醉态:“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獨酌》其一)李白边喝边歌边舞,激情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放,灵感若大江之水滔滔而来,因而“斗酒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

遊俠、愛情、豪飲,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又根植于李白自我內在的需要;表現了理性主義的理想,也透露出生命的本質真實。奔走于紅塵之中,徘徊于儒道俠之間,同時又達情遂欲,自然地生活,這是種高度的自由狀態。在自由狀態之中,李白享受著藝術,也享受著生命,在“理性早啓、文化早熟”的中國古代社會裏,只有不屬于人間的神仙,才能達到如此非凡的境界。

三、

李白的生活方式和藝術創造表現了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縱觀李白的思想行爲與藝術創作,與當時的詩人群體有著相似之處,與中國傳統的文化氛圍也有深刻的聯系;但同時,與同時代詩人相異之處、與傳統文化的矛盾之處也十分明顯。這些相異和矛盾之處,帶有很濃厚的現代性意味。

我們常說的“現代性”誕生于現代社會理性主義和啓蒙理想崩漬的過程中,是社會進入發達工業時代的産物。現代社會表現出了出明顯的“分裂性”,即個體與社會的分裂、理性與非理性的分裂,表面的理性統一的背後是普遍的“非現實”,這種分裂性(在馬克思那裏稱爲“異化”)構成了現代性的表征;同時,現代性也意味著對這種分裂性的明確意識,以及通過革命性的實踐改變這種分裂性狀況、重建真正的統一的努力。因此,現代性是一種思想意識,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從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開始,現代哲學家就對不合理的現實提出了指控。他們指出,在理性的統一性背後,是現實對人的生命本能的無情壓榨。于是,以解放本能、張揚生命爲主的意識革命,占據了現代文化的舞台,構成了現代性的精神標志。

現代性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症候,但並非現代社會的“專利”。

因爲,理性與非理性的分裂,在傳統社會中仍然存在。在傳統社會中,社會與政治對私人生活的嚴厲壓制,理性對非理性的無情剝奪,其程度一點也不比現代社會遜色,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差別僅僅在于是否廣泛地意識到這種分裂。在傳統社會中,一些具有特殊生活經曆和特殊生活感受的個人或群體,也可能出現“現代性”症候,走向反抗之路。李白就是這樣一位詩人。

李白的生活方式與藝術創作,包含著豐富的現代性內容,尤其體現了理性與非理性的分裂性症候。在李白的內心世界中,對理性與非理性的生命本體間的撕裂感的體驗也許是朦胧的,但是,即使在他積極地投身于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天才般的個性仍然感受到這個世界成爲一種異己的力量,因而本能地産生著抗拒。于是,一旦要在理性的生活與天性的放縱之間進行選擇的話,李白總是選擇後者。“天子呼來不上船”、醉中起草诏書、令高力士脫靴等等狂放之舉,發生在其爲翰林供奉期間,其意義不在于對權貴的蔑視,而在于生命自由的沖動對理性化生活的拒絕。

在狂放的外表下,李白是孤獨的。這種孤獨不單是功業未就、抱負難施、缺乏世人理解的孤獨,更是“萬古之愁”——對生命悲劇性的透徹認識與對自我分裂性的把握。它造就了生存的荒誕與人生的虛無,正因爲如此,才會産生拯救人生的強烈沖動。而李白全部的藝術與人生,都是實現自我拯救的一種努力。

李白自我拯救的方式,就是張揚非理性的、來自于本能的激情,以擺脫現實生活對生命的壓抑。

這種拯救的方式,是現代性的,是尼采所說的“酒神精神”。尼采認爲,在人的心靈深處,在思維和想象之下的更深層,還有一個迷狂的世界,這便是酒神的境地。在醉境下,人從現實和本身中超脫,一切潛能都會發揮到極致;最後,人終于達到與自然交融的自由境界。這就是來自非理性的本能沖動的酒神精神,是人的生命中最本質的存在。人的生命超然于善惡之外,不要壓抑生命的本能,要以酒神精神享受人生,爲自己創造生命的快樂。

李白不僅僅是將自己的創作投入到了自我拯救過程中,而且將他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了這個過程中。用儒的積極入世的道德化激情、俠的慷慨赴死的道義精神、道的個性主義和仙化理想來解釋李白的生命過程都是不適當的。幹谒、遊俠、求仙、訪道、飲酒、押妓、做官、作詩……這一切的背後,我們都看到了酒神精神的耀眼光芒—而李白,就是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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