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詩
〖古詩-詩詞-詩歌〗
">

李白生平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蓮居士,“谪仙人”,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爲“詩仙

本 名:李白 ;别 称:李十二、李翰林 、李供奉、李拾遗、詩仙 ;字 号:字太白; 号青蓮居士,又号谪仙人

所處時代:唐朝 ;民族族群:汉族 ;信 仰: 道教 ;

出生時間:701年(长安元年) ;去世時間:762年(宝应元年) ;

祖 籍: 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出生地:唐剑南道绵州昌隆青莲乡 ;

去世地: 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墓葬地: 当涂青山西麓;

代表作品:《將進酒》《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靜夜思》《望廬山瀑布》《俠客行》《春思》《子夜秋歌》《行路難》等。

李白字太白,比杜甫大十一岁,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公元 701),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62)。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因而自称“隴西布衣”。他的先世在隋朝末年流徙西域,直到他父親李客,才遷回內地,定居于綿州昌明縣(今四川江油)的青蓮鄉。李白的青少年時期,就是在山明水秀的青蓮鄉一帶度過的,因而自號“青蓮居士”。

唐朝从建国(公元 618)开始,在南北统一、社会安定的环境里经过九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唐玄宗开元(公元 713—741)年间,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高峰。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京城长安,则是全世界最宏大、最美丽的都城。来中国求学、经商的外国人络绎于途。中外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更促进了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通常所说的“盛唐”,就主要指這一時期。

李白的青少年時代,恰值開元前期。那時候,海內富庶,“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新唐書·食貨志》);政治開明,公然議論朝政、指斥權貴而不會陷入文字獄;思想活躍,儒、釋、道並存;重視文藝、詩歌、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雕塑等等都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放異彩。這一切,使當時的知識分子都充滿自豪感和自信心,都懷有宏大的政治抱負和浪漫主義激情。李白尤其如此。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贈張相鎬》),又“好劍術”,“學神仙”。而主導傾向,則是“已將書劍許明時”,等待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便“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爭取實現他的理想了。

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天,李白出三峽,遊洞庭,登廬山,漫遊金陵、揚州、越中、雲夢等地。開元十五年他二十七歲的時候,蔔居安州(今湖北安陸)壽山,與故相許圉師的孫女結婚。在此後的十年裏,他以安陸爲中心,漫遊四方,以求大用。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裏,他傾吐了“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宏偉抱負。在當時,知識分子本來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踏上仕途,但李白不屑于走這一條道路,他追求的是直接得到皇帝的賞識和重用,像管仲、晏嬰那樣匡君濟世,建立不朽的功勳。抱著這樣的目的,他于開元十八年辭別妻子,西入長安。然而這時候,唐玄宗這位太平天子已經倦于政事,宦官高力士開始掌權,哪有求賢之心!李白奔走幹谒,希望得到達官貴人們的引薦,卻處處碰壁。終于在“曳裾王門不稱情”、“漢朝公卿忌賈生”的浩歎聲中走出京城,回到安陸。

李白回到安陸,往來于江、襄陽一帶,與著名詩人孟浩然交遊,又谒見荊州刺史韓朝宗。著名的《與韓荊州書》,即作于此时。又北游洛阳,远访太原,但都没有结果。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天,他同夫人一起,帶著女兒平陽和兒子伯禽,告別安陸,到東魯去尋求政治出路。

李白到了東魯,寄家任城(今山東濟甯)。他的清一海縣的大志和狂放不羁的性格,引起那些死守章句的小儒們的非議,因而,他作了《嘲魯儒》、《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等詩進行反擊。而“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仲尼且不敬,況乃尋常人”之類的詩句,則傾吐了急于沖出樊籠,尋求廣闊天地的心情。

李白从出峡以来到处奔波,虽然还没有找到政治出路,但他的声名却越来越大,以至传到皇帝的耳里。天宝元年(公元 742),唐玄宗下诏征李白进京。李白满以为实现理想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便“仰天大笑出門去”,懷著“遊說萬乘”的激情到了長安。一到長安,玄宗召見于金銮殿,命他供奉翰林,起草诏诰。玄宗帶著他的妃嫔們在宮中行樂、在沈香亭賞牡丹,都要李白作詩歌頌;遊幸骊山溫泉宮,也要李白侍從。李白得意地說:“幸陪鸾辇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顔色,金章紫绶來相趨”(《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甚至認爲已經有力量爲國進賢,滿懷信心地說:“激賞搖天筆,承恩賜禦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溫泉侍從歸逢故人》)。且不說高力士爲他脫靴之類的傳說,僅從他自己的詩句看,他在當時受到何等的殊遇,有著何等的聲勢,也是不難想見的。然而這時候的唐玄宗,已經沈湎于酒色荒淫之中,他賞識李白,只不過認爲他有文才,可以寫寫《宮中行樂詞》、《清平調》和《泛白蓮池序》之類的東西,做一個幫閑文人。這是違背李白的意願的。而李白不拘禮法、笑傲王侯的個性和作風,又引起了奸佞之徒的讒毀。在這種情況下,李白只好上書求去,而唐玄宗也認爲他不是“廊廟器”,正好順水推舟,“賜金放還”。

長安是唐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盛唐”的繁榮昌盛,從這裏最集中地表現出來;伴隨繁榮昌盛而來的統治集團的驕奢、荒淫、腐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也從這裏最集中地暴露出來。李白從天寶元年入京到天寶三年春出京,在長安生活的時間雖然不過一年有余,但他對盛唐之世已經暴露出來的許多黑暗面卻有著深切感受,思想上因而也發生了變化,詩歌創作,相應地産生了一個飛躍,爲我們留下了一系列批判現實的光輝作品。

李白出京以后,经由商州到达洛阳,与杜甫会面。这时候,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的会面,是文学史上的大事。正如闻一多在《杜甫》(《新月》1928 年一卷六期)一文中所说:

我們當在此大書特書。我們四千年的曆史裏,除了孔子和老子(假如他們真是見過面的話),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可紀念的。那就像青天裏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

李、杜在洛陽會面之後,同遊梁宋。第二年,又同遊東魯。兩位大詩人,“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把酒論文,登高懷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分手之時,李白作《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

醉別複幾日,登臨遍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李白想的是“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杜甫後來懷念李白時也說:“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然而石門一別,他們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天宝五年(公元 746)秋天,李白南下江东,漫游六年。然后又北游燕蓟,复返梁宋,又往来于宣城、金陵之间。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安史叛军攻进潼关,长安沦陷。唐玄宗于七月十五日奔蜀途中下诏: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规取两京;以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出兵东南。李璘率师东下之时,听说李白正在庐山,便邀他入幕。李白满以为报国立功的机会总算真的到来了,兴致勃勃地写了《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禦》、《江上答崔宣城》、《永王東巡歌》等诗,抒发了扫除胡虏,恢复两京,功成身退的豪情。然而早在玄宗下诏之前,太子李亨已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即位,做了皇帝,这就是唐肃宗。肃宗得知他的弟弟李璘据有要地,不利于己,便命他回蜀;李璘不从,于是兴师讨伐。至德二年(公元 757)二月,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仓皇奔逃,至彭泽自首,被囚于浔阳狱中。这年秋天,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只身沿江西上,心情十分悲苦。幸而他的诗名远播,众人仰慕,尽管是犯人身份,一路上仍有不少地方官吏款待,登山临水,饮酒谈诗。乾元二年(公元 759)春天, 当他走到巫山的时候,传来了赦令,使他感到“曠如鳥出籠”般的喜悅,立即高唱著“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的詩句,放舟出峽。

李白兩次入京,都未能實現他的理想。入永王幕,又陷入李亨兄弟爭權奪利的糾紛之中,坐牢、流放。他是不是因此消沈下去,放棄任何希望了呢?不是的。一旦遇赦,又以爲將被重用,浮想聯翩,寫出了“今年敕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的诗句。直到上元二年(公元 761)六十一岁的时候,还准备参加李光弼的部队,讨平叛乱,为国立功,不幸中途生病,未能如愿。

李白在早年作的《大鵬賦》裏以大鵬自喻,渴望“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在行將告別人世之時所作的《臨路歌》裏仍以大鵬自喻,卻只能發出“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的慨歎!

李白是帶著盛唐前期孕育的自豪感、自信心和浪漫主義激情仗劍辭親、踏上追求建功立業的道路的。而當他兩入長安的時候,盛唐的表象下面已經百弊叢生,由盛轉衰的種種因素正在潛滋暗長。開元後期的賢相張九齡被貶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等奸邪小人日益得勢,越來越沈迷于聲色狗馬之中的唐玄宗正像李白所指斥的那樣“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在這種情況下倘要得到統治者重用,就得投奔于權奸門下,同流合汙。李白當然不會走這條路。他是要在“平交王侯”,堅持獨立人格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的。這就形成了理想與現實的尖銳矛盾。在這種矛盾中,李白從來沒有放棄理想、屈從現實,而是始終堅持理想,在大濟蒼生、清一海縣的理想光照下批判現實、揭露黑暗的。這一點,構成了李白詩歌的主旋律。抒發建功立業的理想,傾吐理想不能實現的憤懑,抨擊權奸當道,揭露朝政黑暗,鞭撻統治者的荒淫腐化,這一切,融彙而成李白詩歌中最精彩的篇章。

李白始終堅持宏偉的政治理想,表明他對國家、對人民、對時代始終懷有強烈的責任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乃是他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正因爲這樣,他在屢受挫折的情況下仍然壯懷激烈,積極向上,昂揚奮發。表現在詩歌創作中,就形成了雄健豪邁、氣勢磅礴的基調,典型地體現了“盛唐氣象”和“盛唐之音”。

当然,前面说抒发理想、批判现实的作品是李白詩歌中最精彩的篇章,并不意味着其他作品就不精彩。李白詩歌的题材是多样的,风格也是多样的。他的送別诗、赠人诗、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反映妇女命运的诗、以及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的诗,都有不少光彩照人的名篇。当然,李白也有消极面。诸如对求仙学道的热衷、对出世高隐的向往、以及宣扬人生如梦、痛饮狂歌、及时行乐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某些诗作的思想价值。但应该注意的是: 即使在这类作品中,也包含着对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一方面,它是生活道路的坎坷在诗人心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是诗人赖以得到心灵上的暂时休息以便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國詩歌發展到李白的時代,各種古體詩和各種近體詩的體裁已經十分完備,爲詩歌創作的百花齊放准備了必要的條件。李白在各種詩體的運用方面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便是大量創作古體詩和樂府詩,其次是絕句,而較少作律詩。在李白現存的近千首詩歌中,七律僅有十多首,五律也不過七十多首。這種現象和李白狂放不羁,追求自由的性格有著緊密的關聯。他不願讓自己波翻浪湧的激情和龍騰虎躍的豪氣拘束在格律謹嚴、篇幅狹小的律詩之中,而對篇幅可長可短的樂府詩、古體詩和形式比較自由的絕句充滿熱愛。在古體詩中,也更喜歡活潑流暢、錯綜多變的歌行。在樂府和歌行中,李白發揚了樂府民歌的傳統,又吸收了鮑照樂府雜言的優點,雜用楚辭和古文句法,雖以七言句爲主,又較多地使用三言、四言、五言、九言、乃至字數更多的長句,造成一種參差錯落、奔騰馳騁的節奏;在章法結構和感情抒發上,則大開大合、大起大落,從而加強了詩作的宏大氣勢和浩瀚波瀾。諸如《蜀道難》、《將進酒》、《梁園吟》、《遠別離》、《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夢遊天姥吟留別》、《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鳴臯歌送岑征君》、《梁甫吟》、《陪侍禦叔華登樓歌》等等,無不具有這種特點。應該說,這是李白獨創的比樂府民歌更自由更解放的新體詩。正如《唐宋詩醇》所評:“往往風雨爭飛,魚龍百變;又如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誠可謂怪偉奇絕者矣。

五言絕句,易作而難工。唐代詩人中最擅長五言絕句的,公認是李白和王維。如《詩薮》雲:“唐五言絕,太白、右丞爲最。”《說詩晬語》雲:“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淡,並入化機。”《雲詩話》雲:“詩至五絕,純乎天籁。寥寥二十字中,學問才力俱無所施,而詩之真性情、真面目出矣。王摩诘理兼禅悅,李青蓮語雜仙心,自足冠絕百代。”李白五絕,現存近七十首,其中如《玉階怨》、《靜夜思》、《送陸判官往琵琶峽》、《獨坐敬亭山》、《自遣》、《重憶賀監》、《勞勞亭》、《哭宣城善釀紀叟》等,都情韻悠揚,妙絕今古。

七言絕句,篇幅雖較五言絕句稍長,但也不過二十八字。必須言近旨遠,語少情多,蘊藉含蓄,意味無窮,才算佳作。唐代詩人擅長作七言絕句的比較多,但出類拔萃的,公認是李白和王昌齡。如《詩薮》雲:“七言絕句,太白、江甯爲最。”《漫堂說詩》雲:“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群。”有些評論家甚至將桂冠獨予李白,認爲“七言絕句,太白高于諸人,王少伯次之”(《養一齋詩話》引高棅語)。李白七絕,現存近七十首,其中如《早發白帝城》、《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長門怨》、《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贈汪倫》、《峨嵋山月歌》、《橫江詞》、《山中問答》、《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客中作》、《春夜洛城聞笛》、《望天門山》、《望廬山瀑布》等篇,都語若天成,神韻超逸,令人百讀不厭。

如果說李白在絕句方面的成就遠遠超過杜甫的話,那麽他在律詩方面的成就,則遠遠遜于杜甫。杜甫的律詩,不論是五律或七律,都縱橫變化,包羅萬象,涵蓋古今。然而說李白的律詩遜于杜甫,並不意味著忽視他的造詣。就七律而言,這種詩體的成熟晚于五律,李白雖然羨慕崔颢的《黃鶴樓》詩而作《登金陵鳳凰台》詩,但總的來說,他在七律這種詩體的建設方面並沒有下什麽工夫。但在五律的創作方面,卻自辟蹊徑,以飛動之勢,曠遠奇逸之思,妙合格律而不爲格律所縛,于盛唐諸大家中自成一家。像《塞下曲》、《贈孟浩然》、《渡荆门送別》、《送友人》、《送友人入蜀》、《秋登宣城謝朓北樓》、《金陵》、《謝公亭》、《夜泊牛渚懷古》、《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太原早秋》等篇,都興會淋漓,風神搖漾,別有一種豪邁英爽之氣,洋溢于筆墨之外。

李白的各體詩,各有不同的藝術特色。而從總體上看,又有統一的藝術風格。隨便舉出他的一篇傑作,不論是什麽體裁,都一望而知是李白的詩,而不是别人的诗。关于李白詩歌风格的独特性,前人多有论述。《唐诗纪事》云:“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鹍觸巨海,瀾濤怒翻。”《黃山谷文集》雲:“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議擬。”《瓯北詩話》雲:“(李白)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勞勞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羁勒之勢。”《昭昧詹言》雲:“太白當希其發想超曠,落筆天縱,章法承接,變化無端,不可以尋常胸臆揣測。”這都說得很中肯。從根本上說,“風格即人”,李白詩歌的这种独特风格,主要来自他的高旷胸襟、宏伟理想和炽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他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而是在客观事物激起汹涌澎湃的情感波涛、奔腾欲出、不可阻遏的时候才作诗。因此,他的许多名篇,一开头便如山洪暴发,激情喷涌,滚滚滔滔,一浪高过一浪。其曲折起伏,跳跃跌宕,一任自然,又变化无端,出人意外。与这一特点紧密联系的是瑰丽的想象、奇特的夸张和精妙的比喻。这三者,又往往融合无间,令人分不出是想象,是夸张,还是比喻。例如“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等等,就都屬于這種情況。